[61]何光沪教授说，五大宗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世芳教授也是兼有大陆法知识背景的教授。我于1940年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时，大一上学期学了时任系主任费青教授讲授的哲学概论，他把我们引入了法哲学的殿堂。

在有英美法传统的东吴法学院，像费青教授这样的兼有大陆法知识背景的教授并不多，自然深受学生的  喜爱。工作人员问我为什么非要买这本书，而且如此急迫?我告诉他们自己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法学学士，正在从事外国法和外国法学研究，迫切需要这本书。离开书店后，我对博登海默的《法理学》难以忘怀。通过博登海默的著述，我个人对法理学各派的脉络和源流以及相互关系等认识更清晰了。  潘:1944年，我从东吴大学法学院（中国比较法学院）毕业后，经老师鄂森推荐进入位于上海租界内的民营中南银行（鄂森任该行法  律顾问）信托部和地产部工作。

能把全书翻译出来，自然相当于自修并精研了书的内容。虽然受到过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两方面的教育，他的专业领域还是德国民法，也偶尔讲授债权法、罗马法和法律哲学。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司法文明和司法社会化的重要体现，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中的我国司法机关以更宽的胸怀和更广的视野通过制度规范加强和改进接受社会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诉讼是一个渐进的严密的链条，法院、检察院各自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是断然割裂的，相反是互为牵肘、相互对应的，无论是司法权的优化配置、司法权运行的程式，彼此都统一在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中，特别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涵盖诉讼的全过程，因此，法院、检察院关于内部司法权的配置、运行、管理、监督方面的改革政策应当相互通气、相互尊重，共同强化司法权的功能，增强司法权的运行质效。对于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完善严格的防治和纠正错案机制、严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完善法律监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制度等完全可以先行一步，走在全国前列。二、关于司法权运作增强司法性问题 司法机关的执法办案的本质是司法活动，司法性是司法机关行使职权有别于其他国家机关的最显著特征。如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法院、检察院都普遍面临案件实体终结、程序终局后的出口畅通问题，就应当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建立与有关部门的法定化的工作衔接机制，防止这些案件相互推诿继续在诉讼领域内无序流转。

探索建立特定案件的跨行政区域的侦查、审判、执行管辖制度。这是司法性的基础，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立身之基。

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如此，今后进一步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全面完善同样如此。法治意识越来越增强的社会各方面对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有着更多的期盼。两大司法机关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我们认为，司法体制改革中有很多涉及两机关案件办理的职能确定和程序对接问题，要使法院、检察院司法活动的紧密度更高，应当以公平正义的目标、以司法的大平台为基础加大共同司法解释的力度，保证司法体制改革在法院、检察院执行上的同质性和同步性。

1.协同推进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我国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历史传统下，程序观念不强、程序规则缺失，司法过于封闭和神秘，是司法改革形势下必须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的问题。2.强化司法权运行的程序性。而两高的司法解释在司法体制改革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司法机关可以自主决断的改革方案重要的法制化途径，也是很多司法体制改革中属于中央事权决策后最终走向立法完善的一个前奏，这种上接司法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下接司法体制改革实践探索的司法解释其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由于上级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没有统一的管理权、决定权，国家的司法权在司法管理体制地方化突出的情况下极易演变成为地方的权力，使司法权的国家属性变型走样。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司法机关的设置主要以行政区划为主要依据，并在行政区划内实行以地方层级行政管理为主、上级司法机关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因而司法的地方化十分突出。

这里特别要强调司法体制改革中法院与检察院的协同性问题。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全省司法机关人财物保障相对有力。

这是依法治国条件下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和最终依托。按照《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规定，省以下的司法人员的管理应当逐步从公务员序列中剥离出来，一律纳入省级司法机关的统一管理范围。如建立统一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一体化工作机构，整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开展法律监督的部门，分设控告与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等。司法机关内部办案的承上启下仅仅是程序上、手续的对接，非法定程序不存在后一环节对前端环节认定案件随意的否定。如关于预防和纠正错案的意见中，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侦查中存在饿、冻、烤、晒、疲等情况，侦查获取的证据适用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意见中并没有类似明确的表述，这必然造成实践中适用法律的困难。所谓程序的正当性是指可以让当事人看得到的显性的诉讼程序，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依法可以在任何诉讼中自由行使，并给予法律的保障。

省以下的司法机关承担着绝大多数诉讼案件的办理，就是要进入最高司法机关程序的诉讼案件一般也先要通过省以下司法机关的办案程序或依靠地方司法机关的配合、执行。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形势下，法院、检察院应当构建符合宪法地位和法定职能、符合诉讼规律和司法属性的新型的和谐的司法关系，这种新型和谐的司法关系在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整体性、协同型和制衡型。

司法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就检察机关而言，办案组织没有法定化，整个办案程序以行政式由下而上流转为主，业务部门名称五花八门，业务部门负责人以行政程序任免，没有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任命程序。

如司法体制改革中必须加强权力机关对司法权运行的法律监督，应当共同研究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对司法活动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主要方式、监督效力等，完善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的法律制度。以案件质量为核心、以预防和纠正错案为底线，上级司法机关要完善对司法工作的科学的绩效考评制、严格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加强对以办案优质高效为主要内容的下级司法活动的监督指导，保证执法办案的公平公正、标准的同质统一。

司法体制改革涉及司法领域的方方面面，各项司法改革相互关联、互为依托，司法机关是命运共同体，必须从整体上来谋划推进。在强大的地方权力和利益面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司法领域内时隐时显，地方司法机关难以以自身的一己之力在司法活动中去地方化，甚至会违心作出一些突破法律底线、明显不公的裁判，从而动摇国家司法应有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办案活动存在过多过滥地向上级司法机关请示汇报的情况，使审级错位，二审终审原则很多时候形同虚设，依法纠错的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困难。建立吸收社会有关人员共同组成法官、检察官选任委员会、惩戒委员会，使司法人员的管理专门化与社会化相结合。

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发展差距较大、法治历史短暂，当前建立全国司法机关统一的人财物管理体制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司法管理体制以先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为起点，比较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按照司法的属性和规律来优化司法权的配置、完善司法权的运行模式。

十余年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已经为协同推进司法改革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因国情不同各国的司法管理体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国情化是构建一国司法管理体制的立足点。

严格法官、检察官规模，明确不同审级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实行独立的司法职业化管理和职业化保障。省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地方对司法机关办案活动非法定程序的干预和控制，能使宪法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原则得以较好落实。

可以说两大司法机关在司法改革中有共识、趋同步，高度注重司法改革的协同推进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重要。这能够为今后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司法管理体制积累经验、创造条件。由于我国区域差异性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案件分布不均匀，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很多方面要与各省的情况相结合，加之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果上升到法制化会有一个过程，因而司法政策在指导司法实践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和检察机关的检察委员会成员都应当担任合议制、合议庭办案组织的负责人，直接办理重大有影响的案件，既减少宝贵的办案资源的浪费、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又能从办案的具体感受中有针对性地改进司法工作。

程序性是司法的重要特征，司法不仅要以程序来规范和约束，还必须注重程序的正当性。司法权的行政化运作和司法体制、职务保障总体上以行政管理为主，在多年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长期以来，受我国司法机关脱胎于行政机关的历史传统影响，受外部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国司法机关自上而下的管理行政化色彩十分浓厚，以办案为中心的司法权的配置、行使司法权的组织和司法权的运行程序等行政化倾向十分严重。这应当是共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接地气、见成效、形成合力的应有的认识基础。

3.协同推进司法政策的同步一致。由于司法机关自身没有独立统一的管理体制，地方权力和地方势力会以各种理由影响、干扰司法，少数地方的领导部门、领导人也会以指示、批示等形式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发号施令，可以说地方对司法的侵入、渗透、牵制空间广阔、畅通无阻。